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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詩古:鄱陽湖區文書的發現、收集與整理(代序)
来源:写本文献学微刊  更新时间:2018/9/10

四、鄱陽湖區文書的整理

(一)文書進城

我們不贊成像文物販子一樣,將村莊中各種有價值的文獻帶離這塊生産這些文獻的村落和人群,而是主張“在地”保存,研究者使用出版物進行學術研究。爲了讓學術界更多的學者能夠看到並使用這批文書,我們決定將這批文書整理出版。只是有些民間文書的原件破損較爲嚴重,甚至已無法正常辨識字迹。於是,我們相繼邀請了當地的村民代表携帶這些册籍和文書到上海,由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地方文獻研究中心組織專業人員對這批文書進行了搶救式的修復、裝裱和整理。鄉民們都非常熱心這批文書的整理,經過雙方討論和協商,裝裱好的文書原件由村民代表帶回當地保存,同時村民代表授權同意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地方文獻研究中心保存這批文書的掃描件,用以學術研究和文獻出版。這一過程有時順利,有時則充滿曲折,現僅録三例,以備後人資鑒。

作爲康山袁氏文書保管者的袁景櫃先生,對於我們的行爲十分理解,也深表贊同,給我們工作很大的支持。來上海後,有一天,我們倆人去賓館看望袁先生,推開門,他正伏案寫作。曹老師問:“你在寫什麽?”答:“記日記。”曹問:“記了多少年?”答:“幾十年。”經過一番交談,袁先生答應將其四十年所記日記及工作筆記,全部捐獻給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現在,袁景櫃的幾十本日記及工作筆記已經存放在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中。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正值曹老師五十七歲生日,我們驅車來到鄒家村。在上海時,我們一直電話聯繫村主任鄒聖生先生,但他對於是否能携帶契約文書來上海一直不能確定,因村中有人反對。當天晚上雖歷經了幾個小時的商談,卻一直没有結果。直到晚上九時,鄒聖生告訴曹老師,村民没有達成一致意見,他們不能帶這批文書來上海。曹老師滿臉沮喪地對我説:“這是一個最不幸的生日!”不過,曹老師並没有放棄。他讓我和司機等在村口,自己再次進村,繼續與村民交涉。一個小時以後,曹老師滿臉喜氣地跑出來——村民們同意來上海了。翌晨,我們三人開車在村口等了很久,鄒聖生等卻一直没有露面。直到上午九時,鄒不僅將文書帶出,而且還找來一部康熙版的《鄒氏宗譜》來上海修復。這真讓我們喜出望外。在鄒家,宗族文獻是族人輪流保管的。原來,剛才他們是去找宗譜了。

在新建縣南磯島上,村民先是稱村莊上並没有什麽文書。曹老師將康山村的資料展示給他們看,其中一份正好是嘉慶年間康山袁家、王家與南磯謝家的一份合同字。曹老師邊讀邊解釋。於是,村民才將他們收藏的訴訟抄底交給曹老師拍照。曹老師與村民談妥,開學以後,他們派三人携文書來上海修補。然而,開學後我們再三催問他们何時動身,村民答覆卻是不來了。這令我們沮喪。

(二)修復與編輯

這批文書的整理,主要經歷了六個步驟:一是對文書原件進行修復和裝裱,該項工作由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地方文獻研究中心聘請專業的裝裱人員進行;二是對裝裱過的文書進行掃描處理,其中有些紙張大的文書無法一次性掃描,需要分成多次掃描,然後再將圖像拼接起來;三是對文書按照家户、類型和性質等進行分册分類編輯、整理,主要涉及兩個縣的四個家族,一共編爲十册;四是對各册文書的内容進行編目,以上三項工作主要由我承擔。五是對照文書原件進行文字的録入,我承擔了其中四册的抄録工作,其餘由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協助抄録;五是對録入的文字進行校對,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劉嘯博士擔任初校,曹樹基老師擔任終校。從二〇一二年底至今,這一整理工作進行了五年多的時間,可以説時間還是比較倉促,過程也頗爲不易。

第一批到訪上海交通大學的是餘干縣康山鄉的袁、王兩姓的三位村民代表。我們隨即就組織了三個裝裱師進行緊張的修復,三天之内就完成了王家村大部分文書的修復工作,交由王家村的村民帶回了村莊。這批破損嚴重的文書,經過裝裱師們細緻耐心的整理,不僅實現了文書的平整化,而且拯救了很多漫漶的字迹。在此之後,都昌縣西源鄉磡上曹家和北山鄉鄒家嘴村的村民代表也陸續帶着自家的文書來訪。這一修復、裝裱的過程,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中間有過中斷。在裝裱師傅完成了文書的基本修復之後,我負責拿回辦公室進行掃描和拼接處理,這一過程有點類似於工廠的流水線。在對文書進行掃描存檔之後,我對文書原件的尺寸進行了測量,以便能記録原件的實際大小。

都昌縣鄒家咀村所藏契約文書的原始保存形態


几年來,我們經手修復和掃描的鄱陽湖區文書約有一千五百餘頁,主要包括契約、收領字、納税執照、漁課册和訴訟文書等五種類型。在這些文書類型中,尤以訴訟文書的數量最多,呈現的内容較其他類别更爲繁雜。需要説明的是,在每個家族保存下來的文書中,基本上都包含有以上提及的五種類型的文本,只是在數量上存有差異。我們的整理工作是以文書保存的家族爲基本單位進行的,同一個家族内的文書,又依據文本類型的不同,分爲契約、立收領字、納税執照、漁課册和訴訟文書等項,每册收録各類文書近二百頁。《鄱陽湖區文書》一共十册,主要來自餘干縣康山鄉的袁、王兩個家族,以及都昌縣西源鄉的曹家和北山鄉的鄒家。其中餘干縣康山鄉袁家保存的文書就占了五册,餘干縣康山鄉王家和都昌縣西源鄉磡上曹家各有一册,而都昌縣北山鄉鄒家保存的文書有兩册。來自都昌縣檔案館的文書出自西源鄉曹家,與同樣出自該館的《段氏家譜》中的草洲糾紛契約合編爲第十册。

(三)内容簡介

《鄱陽湖區文書》第一至五册主要收録了袁家保存的文書。袁家文書的時間始於明末崇禎年間,終於新中國初期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清代的文獻爲主。其中第一册一共收録了四個類型的文書,合計二百零一頁,其一是同治五年三月袁氏族人自己編立的湖港、洲坪書契目録册;其二是湖港、草洲的買賣契約,也包括有各村之間的合約或議約字;其三是立收領字,涉及的收領物件有漁船、網具、銀錢、屍體、衣被等物;其四是長河和草洲清册,登載有長河或草洲的四至範圍、管業納課人等資訊,部分册籍還蓋有官府的印章。這些文書不僅反映了明末以來康山袁家湖港、草洲文書的保存狀況,還展示了族産的買賣流轉情況以及承課管業的範圍。袁家文書除第一册以外,其餘四册全部係訴訟類文件,但涉及的案情卻並不複雜。

曹樹基主編,劉詩古、劉嘯編:《鄱陽湖區文書》第一冊,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


這四册訴訟文書主要講了一個袁、朱二姓因草洲争訟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内容可以大致簡述如下:嘉慶年間,鄱陽縣蓮湖朱海南等見自己的課册載有“嬴輸洲”名目,但並無實際的洲地管業,而袁姓之羊屎洲坐落鄱湖鑼鼓山下,鄱陽縣誌内載有湖圖,並有“鄱陽山”字樣。蓮湖朱氏誤認鄱陽山爲鑼鼓山,而羊屎洲與嬴輸洲土音相同,於是懷疑羊屎洲就是自己的祖業——嬴輸洲,只是被袁姓混占而已。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九月初八日,朱可寧等十七人赴羊屎洲砍草,並在小湖取魚,受到餘干縣康山袁起光等人的阻擾,抓獲朱可寧等五人赴縣衙呈控。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二月二十日,康山袁昂四等在鑼鼓山洲採草,蓮湖朱達榮等赴湖取魚路過,向袁昂四討火吃煙,閑談之中提及之前兩姓之間的草洲訟案。袁昂四斥責朱姓控争洲地之非,致使雙方互不服氣,引起争鬧互毆。結果,袁昂四被朱達榮等毆打身死,袁軒一被朱如珍等致傷身死,袁尼三、袁甫三被朱乾妹等致傷逃走。由此導致朱、袁二姓之間的湖、洲之争漸趨白熱化,並開啟了一場長達數十年的訴訟案。

餘干縣康山袁家藏雍正十二年南昌、饒州、南康三府五縣會勘鄱陽與餘干分界圖


這個長達數十年的訟案留下了豐富的資料,有些資料已被整理成册,大多數則是散落在外。本套書的第二册,主要收録的是六本成册的訴訟案件的抄本,其中五個是朱、袁二姓在嘉慶年間發生的草洲訟争案,另有一個是光緒十四年餘干康山袁家與新建縣嚴姓之間的越界採草訟案。從第三册開始,收録的訴訟文書大多係單件,根據每個文書自身的特點,可以分爲狀式、移文、憲票、憲牌、劄文、關文、内堂文書、審訊口供、驗屍圖格等。對於那些保留完整時間信息的文書,我們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進行編排。至於時間信息不完整的文書,比如只有月、日没有具體年份,只有年、月、日但没有年號,或者只有日期没有年月、年號等,我們按照時間信息的完整程度依次排列,年號和年、月、日資訊都齊全的文書,編在最前面,年、月、日完整的次之,月、日齊全的再次之,而没有時間資訊的放在最後進行隨機的編排。袁家文書中,不僅有許多無法提取完整時間信息的散件,也有一些紙張和字迹殘缺不全的殘件,我們將這些散、殘件統一收録在第五册。

第六册收録的是康山王家的文書,主要有交易契約、收領字、納税執照和訴訟文書。這些文書始於明末崇禎年間,終於民國時期,與袁家文書一樣,也以清代的文獻爲主。王家保存的文書一共二百五十三頁,文書類型與袁家相似,但是出現了一百四十七件納税執照,時間從道光十一年始,止於光緒二十五年。這些納税執照涉及三個納税户名,即“王興憲”“王元亮”和“詹王塗”。由於家譜資料的缺失,我們已經無法對這三個人進行更爲詳細的介紹。其實,“王興憲”和“王元亮”兩個户名在王家保存下來的其他類别的文獻中,也曾經出現過。“詹王塗”這個户名更像是詹、王、塗三個姓合在一起的納税户頭,並非源自一個真實的自然人名。這些執照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向饒州府繳納麻鐵銀,另一類則是向南昌府繳納地丁漁課。值得注意的是,“王元亮”同時向兩個機構交納漁課,即“官所”和“趙所”。

餘干縣康山王家藏崇禎十七年六月羅志、王興憲立合同字


第七册收録的是都昌縣西源鄉磡上曹家的文書,主要也是契約、收領字、課册抄件、納税執照和訴訟文件。這些文書的時間主要集中於清代和民國時期,一共一百七十六頁。曹家文書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保存下來的契約大多係合約或議約性質的合同,僅有少量的租湖契,而没有袁、王二姓文書中大量出現的湖産買賣文契。這似乎説明,磡上曹家的湖産並不向外姓流轉和出讓,而是保持了一種家族共用性質的公産管理體系。在曹家的訴訟文書中,主要涉及三個比較大的訟案:一是清乾隆年間磡上曹家與長山楊姓控争湖池案,二是清光緒年間磡上曹家因陶姓在湖汊釘樁妨礙捕魚作業搆訟案,三是民國年間曹家與對面的長山楊姓控争柴山一案。這些争訟案都關乎各家族間的湖池界址和作業權利的確定。

第八、九册收録了都昌縣北山鄉鄒家咀村鄒氏文書。其中第八册主要包含了一本明代嘉靖二十一年的《都昌縣漁米課册》,兩本清代初期的《都昌縣原額通共課米册》,以及一本民國十七年市二圖十甲鄒道三户賦税清册。此外,還收録了一份康熙三十八年的《鄒祥三課户照票》。這些册籍中除了明代課册的封面和封底紙張脱落和文字殘缺之外,其餘的品相和内容都基本保存完整。這些資料不僅在時間上有着延續性,而且在内容上也可相互匹配,非常成系統。這給我們深入討論明清鄱陽湖區漁課制度的演變提供了可能。

第九册則主要收録了鄒氏文書中的契約、收領字、租湖字、納税執照和訴訟類文件。與其他家族的文獻略有不同,鄒氏文書中有十張乾隆年間的租湖契,基本上是外姓漁民向鄒氏租湖取魚的憑據,其中規定了出租湖池的範圍,以及租湖取魚的價格。更爲有趣的是,鄒氏文書中還有大量民國年間鄒祥三等完納湖課的存票。在明初的鄱陽湖地區,國家通過設立河泊所進行漁户的管理和漁課的征解,明代中後期各河泊所陸續被裁革,至清代初期河泊所全部被裁,漁課改由各府、州、縣代管,但我們一直對清末及民國時期的漁課制度缺乏了解,知之甚少,在之前所述的各姓文書中,也没有發現有民國時期漁民繳納漁課的文獻,鄒氏保存的這批完納湖課存票不僅彌補了這一缺憾,還提醒我們注意民國時期的漁課問題。

第十册主要收録了都昌縣檔案館所藏的明清湖區文書,包括兩個部分的内容:一是西源鄉磡上曹家與周邊其他人群争奪湖港、柴山留下的訴訟文書,以及曹家歷年繳納湖課、麻鐵料銀的納税單據;二是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中倌鄉段家洲村《京兆段氏宗譜》,收存了大量清代至民國時期的草洲買賣文契,以及争奪草洲業權的訴訟文書。有意思的是,都昌縣檔案館收藏的曹家文書,與本套文書之第七册並没有出現大量重合,相反還可以互補。在查閲時,讀者可以將二者結合起來閲讀,因爲二者不僅出自同一個家族,而且内容可以互補。在鄱陽湖區,除了漁業問題之外,草洲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京兆段氏宗譜》無疑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有趣的案例,從而幫助我們理解地方人群圍繞草洲業權的複雜互動。

(四)對訴訟文書的處理説明

本書第二册文書形式爲抄案;第三册所録内堂文書則爲狀式、移文、憲票與憲牌、札文和關文等;第四册亦爲内堂文書,包括差票、禀文、申文、報告與口供;第五册則由禀文、申文、字據、具保、報告等組成。出於對内容與排版的考慮,每一册中的各式文書分别歸於不同的案件下面,並依上列之類别按時間排序。如欲閲讀一個完整的案件,可以在四册中,依類别與時間不同,找到所需要的文書。只有個别的例外,例如,在咸豐九年四月袁氏與嚴氏争奪石灰洲案中,僅有的一份訊問記録直接置於第五册相關案件的文書組中。

餘干縣康山袁氏訴訟文書的時間跨度從清代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至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前後延續接近一百年。其間,袁氏族人至少卷入了以下六宗較大的訴訟案件:

案一,嘉慶年間餘干縣康山袁氏與鄱陽縣蓮湖朱氏互控草洲案;

案二,嘉慶二十二年九月开始的康山袁氏與蓮湖朱氏互控湖面案;

案三,嘉慶二十五年三月九日康山袁昇七在繳尾洲打死都昌縣洪科青案;

案四,咸豐九年四月康山袁氏告新建縣嚴氏越佔石灰洲案;

案五,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九日开始的餘干縣大塘吴氏与餘干康山袁氏互杀案;

案六,鄱湖營與康山袁氏争洲案。

案一表明,袁家與朱家從嘉慶十二年開始的草洲互控一直延續到嘉慶末年。雖然其間也夾雜其他姓氏,如劉氏、胡氏和徐氏與朱氏的争鬥,但仔細分析,這些姓氏均是袁姓的合夥人。總體上看,至少有以下幾次鬥毆與訴訟可以形成雖有因果聯繫,卻又相對獨立的案件:

一.一,嘉慶十二年九月八日开始的康山袁氏與蓮湖朱氏互控羊屎洲案;

一.二,嘉慶十五年二月二十日朱氏在羊屎洲打死袁昂四、袁軒一兩人案;

一.三,嘉慶十五年二月二十日蓮湖朱化行在繳尾洲上打傷鄱陽縣民劉廷旺、胡仲彩案;

一.四,嘉慶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袁氏在沙洪洲打死朱九高等十二人案;

一.五,嘉慶二十二年二月蓮湖朱涵川等在沙洪洲砍傷餘干縣神埠村徐兆雲等人案。

上述分類雖然包括了康山袁家訴訟文書所涉案件的絶大部分,但仍有個别案件在其他文書中出現過,卻没有專門的文書予以記載,所以無法列爲單獨的案件。

另外,关于案五中康山袁氏與大塘吴氏的互杀命案,我們只知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九日袁建生等六人被大塘吴氏殺斃之事,卻没有文件反映袁氏對吴氏的報復行爲。從本書第五册輯録的一封信件中,得知袁氏殺死大塘吴氏共計一百零五人。這一案件的審理過程只留下一份口供。我們走訪過大塘吴氏,没有獲得任何有關文獻。看來,訴訟文獻主要是上訴方而非被告方保留的。

正是憑藉這一比較明確的案件分類,使我們有可能處理一批時間不明,且内容有部分缺損或嚴重缺損的文書。一般説來,只要涉案人名足夠清晰,案情足夠詳細,就可以確定其究竟歸屬於哪一个案件。有些考證過程會用注釋的方式説明,大部分則略而不述,敬請理解。


五、结语

在已經發現的明清文獻中,如此大規模的湖區文獻的發現,尚屬首例。這一發現,不僅填補了湖區文書類文獻的不足,更爲重要的是,可以與其他豐富的土地類文書形成有價值的比較,從而豐富我們對明清中國社會的基本認識。目前發現的一千五百餘頁鄱陽湖區文書,主要分佈在上饒市餘干縣和九江市都昌縣,來自沿湖的四個漁民家族,余干縣康山鄉的袁、王二姓,都昌縣西源鄉的曹家和北山鄉的鄒氏。這些漁民文書,不僅有湖港、草洲的買賣契約和規範捕撈秩序的合約、議約字,也有漁課册和大量的納税執照,更有大宗的訴訟文獻。這些文書貫穿了明代中期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四百餘年,種類豐富,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鄱陽湖區文書是散存於鄱陽湖區域珍貴的漁民歷史文獻,大多來自沿湖的一些漁民家族。近三十年來,民間文書大量在中國各地被發現和整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徽州文書,不僅數量巨大,而且涉及的内容也最爲廣泛。其次就是極具特色的清水江文書,其以山林契約爲主,不同于以往大量出現的田土文書,有獨特的研究和整理價值。我們在鄱陽湖地區漁民家裏發現的這批文書,主要以湖池水面、草洲契約及訴訟文獻爲主,集中反映明末至民國時期沿湖居民圍繞“湖池水面和草洲産權的獲得、轉讓與保護”展開的持續互動過程。從這些文書中我們可以瞭解到,整個鄱陽湖區域的湖池水面被一些沿湖的大家族以向王朝承納漁課的方式占有和控制。這些家族控制的水面,多數是分配給自家的子孫後裔捕魚,有時則出租給其他人,每年從中收取一定的租金,以幫貼國課,有時也不得不出賣湖池。

對于鄱陽湖區文書的搜集和整理,我們力求盡量保留文書原來的“歸户性”和“系統性”,以保存這批文書的家族为基本整理單位,然後根據這些文書的類别進行整理,對一些原來並無年、月、日信息的訴訟散件,根據内容進行以案件爲中心的歸類整理,盡量把同屬一個案件的訴訟文件集中在一起。沿湖各族爲了處理水面捕撈糾紛,也形成了數量不等的合同議約文書。這類議約往往不止一份,而是有多份,分别保存于各相關當事家族手中。因此,有些合同議約不僅可以在康山袁家看到,也可能在王家的文書中找到。這些文書對于保存的家族而言,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時常出現在各類湖區水面糾紛的調解或協議文件中,用以證明家族對特定水域的歷史習慣。因此,對于這批文書的整理和解讀,需要特别注意不能脱離原有的地域環境和歷史脉絡,否則就難以真正理解和把握湖區社會及人群的歷史。

當然,我們對鄱陽區文書的發現、收集與整理,只是整個研究工作的開始。在未來的工作中,我們的重心將集中于這批文書的解讀與研究,並推出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同時,我們也相信,此次發現的《鄱陽湖區文書》只是整個鄱陽湖區文獻的一小部分,其可能的總量或許遠遠不止于此。僅從目前已經獲知的綫索,可能尚有數量不小的湖區文獻沉睡在村民的小木箱中或懸梁下,至今不爲人所關注。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湖區文獻的發現。由此,本套《鄱陽湖區文書》的出版,不僅希望可以推動一些新的研究主題的出現,而且也期待可以進一步引發討論,深化學界對明清以來水域社會的認識。在這個意義上,本套歷史文獻的出版,並非一項工作的結束,而是意味著一個開始。



作者:劉詩古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編排:錢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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